愿意翻开这部文集的朋友，我首先就要对他表示感谢，因为阅读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关注一种立场，进而产生一种回味一种情感。我们会从这些文字里看到那个年代的一些独具韵味的作品，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我们会看到，一个永远真诚的人，如何笔下流情，用他的心灵写作，如何在一条崎岖的路上，印下了自己的足迹。

很多人至今没有忘记秦兆阳这个名字，恐怕主要是因为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所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包括那些或真或假的，曾经对其表达了极大的愤慨的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时，或许也都会承认，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但是他却为此而蒙冤。他没任何的恶意，他只是说，“现在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他是想探索一条更宽广的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文学，为了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为了那些试图踏上文学道路，正在艰难跋涉的人们。

他是一名编辑。这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问世的时候，他正在主持《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个工作极其认真的人，说认真还不完全准确，是痴迷。作为主编，本来看终审就可以了，他却常常直接阅读一手的群众来稿，他白天读，晚上还在读。在我的儿童时代，父亲的形象就是一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他不停地工作，是在进行一种寻找，寻找那些可贵而又稀少的“宽广”，作为一名特别负责任的主编，他深知“狭窄”不能使一本刊物具有活力。那时候，他发现很多写作者都在同一个狭窄的通道里挣扎，他早就意识到狭窄的思想方法制约了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所以早在1953年他就发表了《论公式化概念化》一文。有段时间他担任《人民文学》的小说组长，后来去了《文艺报》，再后来又调回了《人民文学》，做副主编，主持编辑工作，他决心要办好这本刊物。他不仅认真，不仅痴迷，他还焦虑，为了“狭窄”，也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氛围。经过努力，他也真的让他热爱的那本刊物“宽广”了一些，推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中，有些被说成是“干预生活”，他不仅发表了干预生活的作品，甚至还动手修改，“干预”了人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曾经引起了讨论，然而讨论才刚刚开始，这些作品连同它们的作者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心中的两种焦虑总是相互矛盾。他无法左右自己的性格，也无法压抑自己头脑中沸腾的思想，经过了矛盾的抉择之后，他还是写了，写了那篇决定他今后命运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我不知道，那些因为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得以在《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发表作品的人，那些因“干预”了生活而被打成了右派的人，在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曾经作何感想，我想，如果抱怨，如果愤懑，如果同病相怜或者是一些别的想法，无论是什么样的如果，都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家是搭上了二十个春秋寒暑岁月年华。

历史和人的命运常常是令人百般感叹而不得其解。我不知道，当他蒙受了屈辱，当他遭受了打击，当他因蒙受冤屈而心灵疼痛的时候，他是否回忆起了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家境贫寒，父亲早早离世。那正是一个风雨飘摇民族危亡的年代，这个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用他质朴的激情，写出了不少诗作，发表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他受到了鼓舞，却仍然感到报国无门出路难寻。终于，在1938年的某一天清晨，那个心怀壮志的年轻人从家乡团风的那个小小村庄出发，踏上了一条他心目中的神圣之路。母亲在村口望着儿子瘦瘦的身影渐渐远去。儿子不敢回过头去看一眼泪流满面的妈妈。他和她可能都不会想到，这竟是一次诀别。

他踏上了一条理想主义者的不归路。

他去了延安。许多热血青年都去了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那里不仅仅是个神圣的地方，还是一所大学校，更是一个人尽其才的地方，很快，这个年轻人不仅学到了东西，才能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先学习，然后又教书。在这个让他感受了温暖和希望的革命队伍中，无论到了哪里，他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施展他的绘画才能，同时断断续续的接触编辑工作，其间还尝试着进行文学创作，先是写一些适应宣传工作的独幕话剧，后来又写小说，一些作品在解放区印装简陋的刊物上发表。他并没有在陕甘宁边区停留很长的时间。1939年，他随着一支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经历一次极其艰苦的徒步行军，到达晋察冀边区。后来他又主动要求，到抗日战争特别残酷的冀中平原工作，直至1949年。

冀中大平原是他创作的摇篮。他特别喜欢那片辽阔的土地，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他用他改不掉的湖北腔和农民朋友交流，在那些冀中平原的农民眼里，他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南蛮子”，令他们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呆头呆脑的南蛮子却是个有心人，南蛮子用心学习地方语言，记下了好多本生活笔记。结果，他没有学会这里人说话的口音，却让自己的作品，与冀中大平原生动丰富的语境融为一体。他以短篇小说起步，先是写了《路》、《仇恨》、《咱们毛主席有办法》、《歪脖子兵》。后来又写了《幸福》、《东西李庄的故事》、《何花秀》、《娘》等等，先在《华北文艺》等杂志上发表，随后结集为《平原上》，由当时的天下图书公司出版。

他与冀中大平原有着剪不断的不解之缘。在那里他遇上了同样参加了抗战工作的我的母亲，也就是与他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他无法割舍那片给了他温暖和灵感的土地。在进入北京工作之后，又请了创作假，回去体验生活。写出了《玉姑》、《祭灶》、《偶然听到的故事》、《晌午》等作品。那时候《华北文艺》已经迁至北京，更名为《人民文学》，他的这些作品就陆续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来以《农村散记》为书名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这些作品发表后反响甚佳，《农村散记》一书自1954年出版后至1957年一直都销量很好，一共印刷了九版才满足了需求。1957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不得不停止了再版。

在撰写这一篇文字的时候，我又重新翻开了他的那些旧作，我发现，那些人物，那些质朴的农民形象，仍然鲜活在那个泥土芬芳的地方，比如珍藏着一张照片的周大娘和她的儿媳、孙女，比如脾气古怪的熊老铁，再比如在一天的晌午买小鸡的秀妮，还有柴禾垛后面诉说自己故事的年轻姑娘⋯⋯他们从那渐渐遥远的时代，从已经泛黄的书页当中再一次向我迎面扑来。多数作品都写得很短，也很精致，有的只是记录了生活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片段，却同样能够让其中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或独特性。他对方言的流畅运用无可挑剔，让这轻轻流淌的字里行间，泛出了一种动人的温暖与亲切，也让作品拥有了田园牧歌般的美好情调。当时有人对于作品的这些优点，当成了缺点来批评，说是反映矛盾冲突不够。在今天看来，或许可以说，这恰恰是作品的巧妙之处，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无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总归使作品逃离了种种束缚，在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对于这个问题，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我愿意学习探索生活中美好的、诗意的、使人油然而喜的东西，愿意使得读这些作品的人们去热爱生活。我觉得，引人热爱生活，使人们在平凡的生活里看到美和喜悦，这本身就可以是作品的主题。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仍然常常作用于我的思想。”

在完成了《农村散记》之后，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这是一部描写五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进程的小说。如今，历史已经把那个时代推到了一个角落，所以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是过时了。但我以为，它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仍然存在。特别在当时，它是一本很受欢迎的小说，1956年初版时就印刷了三十八万册。反右斗争时，它和他的主人一起被打入了另册，直到八十年代初，它才重见天日。再版时，作为再版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这样评价它的：“这部长篇小说艺术地真实地反映了华北农村的风貌，反映了老一辈农民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称得上是一幅生动的农村生活画卷，散发出浓厚的乡土气息。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作者都赋予了他们鲜明生动的个性，并描写他们深刻细致的心理动态，使人仿佛能倾听他们的心声，能触摸到他们的心弦，从而关心他们的处境，思索他们的命运。”这部小说的背景仍然是冀中平原，与《农村散记》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相比较，这一部《在田野上，前进！》中的人物仍然鲜活，描写仍然真实，语言仍然灵动。所不同的是，这一部小说反映了矛盾冲突。这里的矛盾冲突是无法回避的矛盾冲突，是题材决定，更是时代决定的。他写了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不谈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单就小说而言，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较，这一部小说的难度加大了，写作技巧也更趋于成熟了。后来，在反右斗争时，甚至在“文革”当中，他在五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并没有遭到特别严厉的批判。那正是他创作的兴旺时期。我曾经设想，如果他当时没有去主持《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而是一心一意进行小说创作，如果他没有写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他的命运将会如何？然而，历史不会理睬设问者。

还需要谈一谈他在创作生涯中更重要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地》。如果说《农村散记》是一曲又一曲抒情的田园牧歌，那么《大地》就是浑厚而又激昂的交响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梦想着也酝酿着，要写一部讴歌中国农民反压迫反侵略的鸿篇巨著。但可能是由于自己感觉生活积累和思想准备还不够丰厚，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后来在冀中平原上，他被那里质朴热情的农民形象激发了灵感，写下《农村散记》中的诸多短篇小说，再后来，他又被当时如火如荼的合作化热潮点燃了激情，创作了《在田野上，前进！》。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剥夺了他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力，还谈何创作？值得庆幸的是，他下放广西之后，遇上了那位宽厚善良的领导陆地，陆地关照了他的生活，并且给了他重新进行文学创作的机会，他先写出了《一封拾到的信》等短篇小说，随后便开始了这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小说最早定名为《两辈人》，文革之后，作品继续完成的时候，改名为《大地》。《大地》改变了他一贯为之的创作风格，刻画了赵老恭白老敬等农民群体中的英雄人物，抒写了两代农民与封建势力以及侵略者展开的殊死斗争，写得惊心动魄气贯长虹。他仍然将故事铺展在华北平原广阔的大地，试图在这片大地上寄托一种“历史的深沉的思绪”。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华北平原很久，正身在遥远的广西，却仍然能够让大平原的生动语境，与大开大合的故事融为一体，这无疑又使作品拥有了独特的韵味。

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贯穿了他的真诚和激情。他真诚地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辽阔的华北大平原，热爱生活在共和国土地上的人民。

却是真诚使他蒙冤。

似乎有必要再回到《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真诚促使他写下了这篇文字：“有关现实主义的新的原则被提出来了，却是不够科学，意义很含混；或者是，对于一些正确的原则作了不恰当的引申和片面性的解释，使得真理越过了与实践的生动的关系，而变成了僵硬的套子；或者是，在一定的时候提出了不很确切的口号，而解释它的人们又把它进一步引申到了绝对化的地步上去⋯⋯”针对那个时候的一些问题，他应该是说到了点子上，但是不行，不能说，虽然他只是“主张要扩大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的范围，主张更深入一步去了解现实主义的特点，主张我们的作家们从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试图解放别人的秦兆阳被打入了地狱，没有人解救他。

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心中有一条广阔的路，他试图为别人为大家开拓一条广阔的道路，然而，他自己脚下的路，却越来越崎岖狭窄。

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心中总是保留着尚未熄灭的激情。下面是他在《我的回忆》里的一段回忆：“这时候，报纸上天天有大跃进的消息。在我的想象里，全国人民都在热火朝天地干社会主义，我好像被开除在时代之外了。心想，社会越前进，社会主义建设越是搞得热气腾腾，我的命运必然越坏。但是心里那股热情又不能熄灭，总想能够参加这样的大跃进才好。大概也是为了找一点自我安慰，就苦思苦想地想出了一个土法抽水的机械，画了一个图样，寄到农业部去。过了几天收到了回信，说你的设计合乎水泵的原理，但是转速不够，抽不上水来，我又失望了。”那时候他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正呆在家里，等着发配呢。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参加什么大跃进，可见他的赤子之心有多么的“痴”。当时他是不太了解农村大跃进的真实情况，如果他还在冀中平原体验生活，又会怎么想，怎么说？

从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前后到七十年代末，他经历了一段炼狱般的苦难，都记录在《我的回忆》里，在这里且不一一复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回到北京。经历了冤屈，经历了苦难之后，他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仍然保留着真诚，仍然拥有一腔激情。回京之后，他一边主持《当代》的编辑工作，一边继续让激情燃烧在他的《大地》。他让他的人物赵老恭们演绎了大中华的民族精神，他在他的《大地》上“惊叹大地的无限生机”进行了“历史的深沉的思绪”。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的《大地》终于出版了，出版之后反响甚佳，第一版就发行十几万册。在这期间，他还写出了《女儿的信》、《苏醒》、《纪念》、《孙猴求雨记》等中短篇小说。已经又有二三十年过去了，他的作品和许多人的作品一样，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今天回顾，又让那些场景，那些人物渐渐清晰起来。用今天的目光观看过去的作品，和用今天的目光观看历史一样，可能会生出不同的、新颖的，甚至是令人百般感叹的思索。我想，那个赵老恭，那个曾经让他的塑造者和读者激动不已的民族英雄，是不是过于高大完美了？还有《女儿的信》或者是《苏醒》、《纪念》，在文字的行进中，是不是过多的注入了作者个人的激愤与哀伤？他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渴望拓出一条更宽广的路，他提醒人们，有一个“僵硬的套子”，大家不要钻进去。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在极左思潮的阴云终于散去，在经历了残酷的肉体和心灵的改造之后，他自己，是不是也忽略了“现实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为土壤、为目的而又不是生活的翻版⋯⋯”是不是也身不由己的，进入了一个“僵硬的套子”？

那个套子即使真的存在，也套不住他的激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经得住磨难的考验。七十年代末，当希望又回到人间，他写下了散文《希望》，写下了《举起这杯热酒》、《生命之歌》、《心的歌》，进入了八十年代，又写下《站在祖国的大地上》、《泉水曲》、《黄山失魂记》等散文。他说：“土地如此坚实，生机如此兴旺，你怎么会缺少力量？”他还说：“长期以来，我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感动，而且也才写得畅快，所以我暗中自称为‘笔下流情’。”他的一生都在“笔下流情”，就连练习书法，他也常常书写发自内心的激情，他写“天因多情故不老”，还写“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欣逢柳绿春晨雨，策马长途学健儿”，他还挥洒“苍海煮日月，大地酿古今”。这些书法作品同样表达了他的真诚他的激情他的胸怀。

他心中有一条广阔的道路，才得以走过脚下那条崎岖狭窄的路。

他没有出过文集。感谢团风县委县政府，感谢黄冈市委宣传部的刘民华副部长，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还能够想起一个从团风走出来的名叫秦兆阳的文化人，还特别珍惜他留下来的文学遗产。没有他们的帮助，这套文集仍然不能与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