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用短短一天的时间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八七会议也对我党的保密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七会议是在危急形势下秘密召开的。从1927年7月中旬开始，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中央机关各部门在汉口设立办公场所

汉口德林公寓（今天津路12号）被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汉口的秘密住地，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居住。

陈独秀隐居于汉口后花楼街。

中共中央地下交通联络站设在汉口协隆北里17号。

中组部的联络点设在汉口贯中里。

汉口永安里12号成为中共中央地下交通处。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会议，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临时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

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

八七旧址选在联排西式公寓“怡和新房”

经过反复比较和斟酌，中共中央决定将会址选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二楼。这里是1920年英商怡和公司在汉口投资建造的联排西式公寓“怡和新房”，其中一个单元的二楼靠后巷的房间，当时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农民问题顾问拉祖莫夫和妇女问题顾问拉祖莫娃夫妇的住宅。之所以选在这里，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会场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绸布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会场人员进出不易引人注意；

第二，这里是苏联顾问的家，安全系数比较高；

第三，“怡和新房”联排公寓的建筑特点便于隐蔽和疏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开秘密会议的地点。“怡和新房”单元较多，结构相似，会场隐匿性强。会场前后都有楼梯，前面楼梯直通街道，后面楼梯有暗门可通往无人小巷。会场所在单元隔壁左右阳台也可互相连通，一有紧急情况便于分散离开。

年轻的邓小平承担了6天的会务工作

1927年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年轻的邓小平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报到后担任中央政治秘书，主要管理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工作，并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

他参加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列席了此次会议。就是在此期间，为了保密需要，他把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1978年3月25日《邓垦同志转达邓小平同志对八七会议会址复原工作的意见》中记录道：“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分三天三批进入会址，由交通员带进去，一次不能人太多。李维汉同志当时是秘书长，邓小平同志是秘书科长。办事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邓小平是最先去、最后走的。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到会的只有20多人……他说当时武汉是大热天，都睡的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但为了保障会议秘密安全地进行，邓小平同志在那幢房子里整整忙碌了6天。他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

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完成善后工作，最后一个离开。

根据回忆资料和八七会议会址复原陈列，我们可以勾勒出当时开会时的情景。8月的武汉，如同火炉一般。但为了会议的秘密进行，会场的门窗都是紧闭的。为防万一，房屋的女主人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会议代表有的装扮成农民、有的装扮成商人，分批秘密进入会场。

进入会场后就不能出去，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用铁一般的意志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严守会议纪律，共同探讨和寻找中国革命的生机和光明。

八七会议是一次在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总结教训、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严重错误的会议。八七会议对党的保密工作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要求全党全面转入地下斗争，一切工作实行全面的秘密化；另一方面为适应地下斗争形势需要，作出了逐步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的决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汤炜玮整理；作者：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张晶、杨楠；出自《武汉红色保密故事》，武汉市委机要保密局、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