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哟嗬！嘿哟～嗬!呃哩～哟嗬！”

码头工人一声声嘹亮的劳动号子喊醒清晨的码头，

橙红的朝阳拨散江面的浓雾，

汉口码头百年风云，自此徐徐展开。

1929年熊家巷码头

清人范锴经营盐业，往来于淮扬楚蜀之间达30年之久，

他在《汉口丛谈》中写汉口：

“肇于有明中叶，盛于启正(祯)之时”。

在武汉三镇中，汉口是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而分出来的一座新兴城市，

是“泽国舟为市，人家起竹楼”的水网之乡，

更是两江交汇的“江汉朝宗”之地，

五方杂处，水运发达。

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建港条件以及区位条件让航运贸易逐渐向汉口汇聚。

按范锴的说法，汉口在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就已繁盛一时。

到清代，汉口的码头已发展成为了长江流域货物运输的交通要塞，

正所谓“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贸易规模“驾乎津门直逼沪上”。

根据《湖北水运志》统计，1861年至清末的50年间，

武汉三镇有各类码头95座，其中轮船码头46座，包括了“接驾嘴”“四官殿”和“花楼”等著名码头，

汇集徽帮、晋帮、湘帮等全国各地商贾，

各地商会、会馆也云集于此。

清朝末年集稼嘴素描

众多的码头分工明确，从事的业务各有侧重。

其中，今满春街道境内的“集稼嘴”，便是因身处农副产品集散地而得名。

“集稼嘴”，旧称“接驾嘴”。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由安陆州（今钟祥）赴京继位，路经此地，

后人把皇帝经过的汉水入江一带周边河岸称作“接驾嘴”，因方言谐音，“接驾嘴”也曾被叫成“薛家嘴”。

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廷规定湖、广诸粮产区漕粮均由城陵矶改在集稼嘴沿河一带交兑。

在老汉口的记忆里，

集稼嘴码头是一个以卸载粮食为主的外河码头，

后来又逐渐发展为薪炭市场码头，柴炭船泊于集稼嘴。

此外，今天仍然能在江汉见到的龙王庙码头亦享有盛名，

龙王庙码头是当年汉口最大的水果专业码头，供水果行栈在此集散水果，

“南荔枝，北苹果，东甜梨，西龙眼”，

新鲜滋味让其在众多汉水码头中独领风骚。

清末汉口龙王庙码头

1861年，汉口开埠。

武汉码头航运从此由长江内河进入到长江大海，武汉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城市和东西交汇的国际都市。

长江上出现了多国轮船载客载货来往，武汉也逐渐成为内陆“华洋互市”的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19世纪末，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称汉口为：“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1920年胡宗焕《楚产一隅录》载：

“汉口地居禹甸中心，西通巴蜀黔滇，东下长江、皖、苏、沪，

北挽齐、鲁、秦、晋、燕塞之蓄，南输三湘两粤之利，

帆影辚声，交集斯地，

附近购买力之繁多，各地分销路之便利，诚吾国第一最良市场也。”

1931年太古堆栈及码头

1931年设立的汉口航政局主管川、鄂、湘、赣四省航政，使武汉真正成为交通枢纽城，

在航运基础建设、航运管理服务、交通枢纽形成方面，为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打下交通先行的基础，

到1936年，汉口的国内贸易已经位居全国第二，

同时，武汉的商业贸易被纳入世界市场，武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贸易口岸，

汉口从“船码头”向现代航运中心港口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大批旧码头经历了有计划地改造、扩建。

如今的航运产业水抬船高，综合航运能力在全国内河居第一位。

老汉口的码头因水而兴，因商而盛。

而码头文化是商业文明的符号，

对应着精明和现代的社会印象。

承载着水域文明和内陆文明，

交融着本域和他域的文明与文化，

这种多元交融的独特文化给予武汉人的，

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

是包容而不狭隘的心胸，

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

这种码头文化

契合了武汉市民踏实的生活气息，

滋养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

东西南北，五湖四海，

兼蓄并收，皆为我用的气慨。

市民的生活、繁衍，因这历史的积淀更具生机。

那舍不开的码头情，放不下的江湖味中，

凝聚着兼容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

体现着灵巧机变的务实进取精神，

彰显着敢为人先的追求卓越精神。

从百年前一艘趸船、两张木跳板组成的简陋码头，

到建设具有绿色智能航运和智慧港口领域技术的现代航运服务业集聚区，

江汉航运一如千流万溪合流而浩浩汤汤，汇入长江；

一如汉口的老码头见证历史沧桑而革故鼎新，绽放新姿；

一如长江蜿蜒曲折而豪迈不群，奔向海洋。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

发展的脚步永不停歇，码头的活力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