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研究中国黄梅戏源流的学术专著，作者创造性地提出在中国黄梅戏发展史上先后出现湖北黄梅、上海和香港等黄梅戏对外传播中心，勾勒了一幅清晰、完整的黄梅戏播衍图。作者秉持敏锐的学术意识，既坚持了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的学术公论，又能不断开掘进取，在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和桂遇秋《黄梅采茶戏志》的基础上，向读者展示了黄梅戏前世今生的壮美画卷。

黄梅戏起源和形成于湖北黄梅，并因之而得名，最终完善、定型并发扬光大于安徽。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然而，作为民间艺术的黄梅戏如同一个迷人的暗盒与黑箱，等待着一代代学者揭开它前世今生的秘密。陈继华副教授最近推出的《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在前辈学者陆洪非、桂遇秋的研究的基础上，以传播学为视角，提出了一系列的黄梅戏传播中心，丰富并完善了黄梅戏的历史研究，让读者见到一幅相对客观、完整的黄梅戏历史画卷。该书不仅有鲜明的学术特色，还体现了陈继华卓越的学术天赋和融通陆、桂之学说的锐识。

首先，《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是以传播学为视角的黄梅戏研究专著。陈继华在国内首次提出黄梅戏传播中心的学术概念，并提出湖北黄梅、上海和港台地区等作为黄梅戏的传播中心。他在书中指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1949 年以前黄梅戏的对外传播以湖北黄梅为中心。在第一章《黄梅戏早期名称演变与水路传播》中，陈继华创造性地总结出“水路即戏路”一语，将早期黄梅戏的对外传播分为东向皖江传播区、西路传播区、南向环鄱湖区，形成了一个以湖北黄梅为中心的传播圈，甚至波及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形成了一幅丰富的、具体的黄梅戏播衍图。从陈继华引用的文献来看，他吸收了桂遇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桂遇秋、陆洪非的研究基础上，充分采用了通过大数据检索得来的报刊文献，更加科学、严谨地研究了早期黄梅戏的传播历史。与此同时，陈继华还指出现代黄梅戏诞生于合肥之后，“上海这座城市俨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黄梅戏的传播重镇，并催生了享誉海内外的黄梅调电影热潮”，而电影《天仙配》的上映推动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黄梅戏电影的接续发展。此外，陈继华破天荒地指出上海和港台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了黄梅戏的传播中心，这种创新性学说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具有重大学术突破性，在融通陆、桂之学说上做出了大量工作。安徽学者陆洪非在解放初深入湖北黄梅，指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采茶调，形成于安徽。而桂遇秋作为湖北黄梅的学者，具有熟知黄梅本土文化的天然优势，在陆洪非之外挖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提出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的学说。陆、桂二人的研究成果为读者勾勒了黄梅戏的历史概貌，但也留下了许多遗憾，比如陆洪非在《黄梅戏探源》中说工；“解放前的书刊中直接提到戏剧形式的‘黄梅调’的地方，我只见到两处。”虽然这两处无论是程演生的“他省无此戏”，还是《大公报》上的《秧歌的传播》，都将黄梅戏起源指向了湖北黄梅，但文献缺乏的背后体现的是陆洪非研究黄梅戏源流缺少过硬和丰富的文献做支撑，更多是依据老辈艺人的传说和唱腔比对。这必然导致陆洪非对于黄梅戏前身黄梅采茶调的发展状态及其传播形态缺少认知，造成黄梅戏起源于黄梅采茶调的论点有名无实，或者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为日后黄梅戏起源地之争埋下了伏笔。然而长期以来，陆洪非之说成为主流学说，桂遇秋之说则成为边缘学说。陈继华一定非常清楚黄梅戏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陆洪非方向和桂遇秋方向，为了真正探源黄梅戏、研究黄梅戏源流，陈继华对陆洪非之说提出了大量修正，积极向桂遇秋方向靠拢，呈现出融合之势。比如，陈继华对黄梅采茶调有着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陆洪非理解的黄梅采茶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歌舞形式，认为黄梅采茶调并未形成戏曲，更非独立的剧种。而陈继华在吸纳桂遇秋等人的研究成果和报刊文献史料后，指出黄梅戏在湖北黄梅已经完成二小戏、三小戏和串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三打七唱的高级形态。第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黄梅戏”的介绍明确指出黄梅戏旧称黄梅采茶戏，体现出学术界逐渐统一的研究新动向，为进一步丰富黄梅戏源头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基础。陈继华还否认了黄梅戏从湖北传入安徽，完成了由调到戏的发展阶段，而是客观指出黄梅戏形成于湖北黄梅之后再传入安徽，最后实现安徽本土化的创新发展。该书的出版无疑改写了中国黄梅戏的发展史，并为中国黄梅戏发展通史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再次，《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体现了作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充满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在该书第三章《坚守与突破：两种黄梅戏电影形态的同质异构》中，陈继华着重研究了大陆黄梅戏电影和港台地区黄梅调电影，并用“同质异构”来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黄梅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天仙配》等黄梅戏电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黄梅戏从鄂赣皖交界处走向全国的一个重要标志。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新世纪多媒体兴起，黄梅戏传播朝着多元化形式发展，广播、电视、唱片、磁带、VCD 等诸多载体不断涌现。陈继华敏锐地捕捉到了黄梅戏传播形态的变化，并用黄梅戏的音响化、音像化、歌曲化予以总结和概括，十分准确、科学和形象。多种传播形态的出现实际上表明黄梅戏的传播已经脱离地域化，走向多元化、全国化，进一步为黄梅戏走向世界化奠定了基础。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游戏化的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等载体不断式微，磁带甚至几乎消失，这都表明黄梅戏的传播形态在未来还会有惊人的变化。笔者相信，敏锐如陈继华者，一定会继续认真探究和追踪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不足或缺憾在于忽视了安徽合肥作为现代黄梅戏诞生地的历史事实。在黄梅戏电影风靡全国的年代，安徽合肥是作为舞台艺术的黄梅戏的传播中心。1956 年的电影《天仙配》能够上映是在安徽完成戏改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黄梅戏“戏改”催生出了现代黄梅戏，它主要是在桂林栖的主导下完成的。从 1956 年开始，湖北黄梅、安徽怀宁和江西湖口率先改唱现代黄梅戏，并成立黄梅戏剧团，随后安徽宿松、望江、太湖和江西彭泽等地纷纷成立黄梅戏剧团，这说明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起，安徽合肥继湖北黄梅之后成为了现代黄梅戏的传播中心。

读罢全书，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为何安徽安庆一直没有成为黄梅戏的重要传播中心？应该如何确立安庆在黄梅戏传播史上的地位呢？笔者认为，安徽安庆是湖北黄梅和安徽合肥这两大传播中心之间的一座桥梁。也就是说，安庆是传统黄梅戏走向现代黄梅戏的必要基础之一，而它自身也是黄梅戏的重要传承基地。在黄梅戏传播多元化时代背景下，安庆与黄冈、合肥形成三角鼎立之势，构成了黄梅戏传播的底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陈继华继续完善黄梅戏传播史，应该在黄梅与安庆之间、安庆与合肥之间进一步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传承和互动关系。

总之，陈继华的《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梳理了200 多年的黄梅戏播衍史，描述了传统黄梅戏走向现代黄梅戏的历程，指出了黄梅戏的传播从地域化走向全国化、世界化，新媒体时代的黄梅戏传播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向世人展示了黄梅戏前世今生的壮美画卷。

《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陈继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