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

鼓，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打击乐器。汉代枚乘《上书谏吴王》载，“马方骇，鼓而惊之。”大约从我国西汉时期开始，随着民族阶级分化现象的出现，鼓不再仅仅是一种贵重的乐器，而逐渐形成了一种象征统治者的权力的器物了。《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也载，“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特指用鼓击赶驱逐。

资料显示，古人祭祀场面，击鼓排列成行，或者大小重叠成柱。如同殷周时代的鼎一样，鼓处在一种尊重的位置上，显其一种神秘莫测、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成为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特殊职能所强烈追求的对象。《墨子﹒备蛾傅》曰，“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惑，破军杀将。”晋人裴渊《广州记》载，“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唐代诗人杜甫在《阁夜》中写道：“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一鼓作气，万里摧锋。古人不惜为争夺鼓钲而发动战争。谁拥有战鼓，谁就可成为一方的统治者。《明史﹒刘显传》云，明万历间，刘显奉命征伐川都掌蛮，“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其酋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 鼓失，则蛮运终矣。”可见，按古代其少数民族习俗，民族首领一旦失去战鼓，便意味着丧失了其统治地位。

但是，鼓作为乐器的本能，在民间也未因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器重而消失。《诗经》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坎其击鼓，宛邱之下，无冬无夏，贻其鹭羽。” 《史记﹒乐书》云，“吾闻古琴音”。《荀子﹒礼论》载，“钟鼓管磬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特别是西南各民族间的婚嫁、丧葬、迎神赛会、宴饮、庙会等活动中，皆要击鼓而助兴。《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郡之邑，沅湘之间，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陈钟击鼓，引吭高歌。

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归州旧志》“荆楚之风，夷夏相伴，巴人踏蹄歌，白虎人事道，燮蛮人与巴人祀鬼，故人好巴歌。” 《白茅堂集》载，蕲俗，七月朔夜，于景佑真君庙伐鼓，吹螺，以小钲巡于市，名放兵，望夜如之，名收兵，兵谓鬼也，此十五日，士庶家名祭亡者。《顾氏蕲州志》云，楚俗尚鬼，而傩尤甚。迎神之家，男女罗拜。送神皆舞，鼓吹偕作。清乾隆《钟祥县志》载，二月二日，社公诞日，农家于是祁谷，招巫歌鼓迎社。又“五月端午，城外塘池龙舟竞渡，击鼓夺标，五日乃已。”清同治刻本《江夏县志》也载，上元前后数夕，作鱼兽状散灯，鼓吹喧阗，鼓乐喧闹。往来纷织，爆声达旦。清同治《恩施县志》曰，岁时令节，亲族交相拜贺，鲜衣绮服，杂口街市，儿童击钲鼓以为乐。等等。由此可知，鼓乐在巴楚先民的活动区域曾经广泛流布。

《湖北通志》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清同治《石首县志》曰，“二月用金鼓迎社神，以祈丰年。” 明王圻《三才图会》云，“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所以笑语而防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是说此地山大人稀，民人频遭野兽的危害，自古以来形成了在薅草的时节敲锣打鼓的风俗。清《来凤县志》风俗篇也记载，“四五月耘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一人击鼓以作足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随耘随歌，自叫音节，谓之薅草锣鼓。” 又“五六月间，雨阳不时，虫或伤稼，农人共延僧道，设坛诵经，编草为龙，从以金鼓，遍舞田间以禳之。”《唐嵯神祠曲商盘》诗云：“唐嵯岩下纷击鼓，楚巫降神神不语。”由此反映出古人击鼓求神对于农事丰歉毫无帮助，无能为力，仅仅是击鼓心理信仰作用。

据《夔府图经》载，“巴人尚武，击鼓踏歌以兴哀。” 《建始土家族简史》曰，打锣击鼓是建始土家族的器乐曲牌的统称，即“丝弦锣鼓”。古今流传，风格各异。古代此邑南乡民间多以“唢呐，鼓，大锣，小锣和钹”等为组合。北乡民间多以“大小唢呐，大鼓，边鼓，胡琴，竹笛，大锣，小锣和钹”等为组合。 “跳丧鼓”即打丧鼓，历史悠久，流传广布，是巴族先民悼念亡者的特殊仪式。《蛮书》记载，“蛮事道，夷事鬼，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据考证，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有“父母死，打鼓踏歌，亲族饮宴舞戏。” 唐宋时有“巴人踏蹄，伐鼓祭祀”等等的古迹文字记载。可以说，巴域是鼓乐的发祥地。据《民间歌舞》云，封建社会中叶，打丧鼓，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绕棺而歌”发展成为一种用鼓伴奏的风俗舞蹈。“耍锣鼓”是一种庄严而热烈的击鼓曲牌，常用于婚嫁喜庆。成套连缀，节奏鲜明，旋律活泼，情感丰富，演奏特殊，抑扬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