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骏

一

张副院长儿子军校毕业时分到喀什的消息，在单位一度成为热闻。

为啥呢？因为在多数人的眼里，张副院长当了一辈子领导，又只有一个宝贝孩子，儿子毕业分配这样的终身大事，怎么也不至于跑到遥远的边疆去吧？

“错了！”有人说，“那种现象可能只会出现在二〇一三年以前。十八大后，这一切该变样了。”

二

我与张副院长是同事，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知道他儿子分到喀什的消息时，正好是他儿子到单位来找他。在电梯口，一个高高大大挺帅气的小伙子，特别有礼貌地问我：“叔叔，你知道张恒的办公室在哪层楼吗？”

我与张副院长办公室相邻，听到他直呼张副院长其名，便多看了小伙子一眼。小伙子一脸真诚的笑容，不像没有修养的孩子，我便觉得此人与张副院长不是一般的关系。于是问他：“你是他什么人呀？”

他露出一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叔叔，我是他儿子。”

这下让我吃惊了。我知道张副——我私下一直这么称他——有一个儿子，没想到这么秀气。因为张副院长自己长得五大三粗，孔武有力，生个儿子居然这么清秀！

我于是连忙把他带到张副院长的办公室，笑着对张副院长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差点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与张副院长虽然同事多年，感情也很好，但私下里两家人从来就没有聚会过。张副院长笑着说：“他十八岁便上大学，在外地上军校，我也是难得见一下。他是我家的客人，正常嘛。”

张副院长笑得很有力，看上去为儿子骄傲。他儿子也咧着嘴笑了，要给我倒茶，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聊，你们聊。”

张副院长说：“这不是毕业了吗，马上要分到外地，说到我单位来照张合影照。一会他对象也来。”

我笑了说：“呀，这方面倒超出你了。这么早就有了对象。”

张副院长笑着说：“是他高中同学。两个人在上大学后才好上。女孩在北京上大学，儿子在长沙上军校。这次正好回来，儿子毕业了，女孩即将读研，两家家长准备见个面。”

我说：“好事啊。”

张副院长的儿子对我敬了个礼说：“谢谢叔叔。”

我这时才知道张副院长的儿子叫张扬。便问他分到了哪里。他说：“喀什。”

我一下怔住了。那地方，不是我年轻时曾经守过的地方么？

我说：“去那么远啊。”

张副院长说：“他自己选的，说要去基层建功立业嘛。”

又聊几句，我便借故离开了张副院长的办公室。

出了门，我心里的问号拉得老长。心想这张副院长的心可真大啊，就一个宝贝儿子，真的任他选择去到那么遥远的地方？

三

不过说实话，如果不是张副院长的儿子，我与他可能永远就只是一般的同事。同事同事，一般都是同过几年的事，然后淡然分开，各自安好。

说起来，我与张副院长虽然在一个班子里几乎天天见面，但对彼此的家庭并不了解。

这是城市人的通病，到了一定年龄，大家一般都不喜欢打探别人的生活，因为那是别人的隐私。有时就连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左右邻居，也不知道人家都是些干什么的。在单位呢，以往那个年代大家还偶尔聚一聚，喝点小酒，吃个烤串，一高兴就家长里短，对于谁家什么情况，都一清二楚。后来，禁酒令一颁布，大家下班回家，各找各妈，加上改革，同志们调来调去，谁也不知谁去了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属于哪个部门军种，都搞不明白。即使是一个单位的，都是新成员，工作、开会在一起，人家不开口，谁也不会去主动了解别人的情况。要说有点了解，还是要通过微信。现在微信这么发达，一微网天下。

比如，当你看到身边有人在朋友圈里为别人点赞，才知道他们也是朋友，但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或者对点赞的人也不喜欢，于是准备也点个赞的想法瞬间就没了。再比如，微信圈点赞似乎也有些世俗，拥有资源的人当然获赞比较多，没有资源的纯属自娱自乐，像是宣示领地似的。

再比如，微信圈那些当领导的，特别是领导当得越大，他们在微信圈公开发东西就慢慢减少了，甚至干脆就不发了。即使发个微信圈，也在加微信时将别人的设置权限设定为只聊天。因为朋友圈里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朋友，所以宁愿做个“潜水员”，最多点个赞。除非有人不在意，在朋友圈里发消息，才知道对方爱好什么，在干什么。到了单位，各管一摊事，大家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谁也不愿去多问别人什么。

我和张副院长也大抵如此，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张副院长从来不发朋友圈，所以想通过他的朋友圈来了解他，那是做梦。我与他不同，我这个人直来直去，过去经常发朋友圈，而且都是原创，以朋友的话说，全是正能量。即使是家长里短，我也能从中提炼一点东西，喜欢给人一点小小启示。这样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全都展现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个别老领导看了，会提醒我：“你也是个小领导了，少发为好。别让人揪住什么辫子。”但更多的人看到我不更新，便会发信息问最近是不是太忙。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快餐时代的朋友圈，往往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说起我与张副院长，当年都是一起到新单位来任职的，都从机关下放到基层。遇上一个好的时代，大家都想干点事。但来到新单位，最大的事就是处理旧问题。旧问题都是难问题，硬骨头。这真是一件极为挠头的事。张副院长分管后勤，他的工作与我分管的纪委工作因历史遗留问题的纠治与整改，经常要产生交叉，两个人便时常在一起了解过去情况，研究解决办法。从张副院长身上，我看到了他比一般人没有的担当，对任何事，敢于拍板也勇于叫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大不了这个官不当了呗，做事要对得起良心”。我对此尤其钦佩，觉得他的性格与自己对路。

除此之外，他看上去波澜不惊，水波不兴，没有多余的话。我俩也从来不聊彼此工作之外的内容，比如家里都是干什么的，自己走了什么样的路，媳妇孩子情况怎么样，诸如此类好像排不上队。

但直到张副院长的儿子突然去了新疆喀什，我俩忽然就走得更近了。因为二十五年前，我就是从那里当兵考出来的。因此，张副院长对那个地方的关心，超出了对任何一个地方的重视。

儿子去边防报到后，张副院长就不时问我那里的气候、风俗及军营的情况。有时在饭堂，有时在楼道，有时在开会回来的路上，有时在检查基层落实的空隙。为了不让他担心，我一般都会挑好的说。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各方面条件都好，但对于边防，虽然那里现在物质条件与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气候条件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危险永远存在。

张副院长是个有情怀的人，他觉得儿子去了边防，为祖国和人民守卫疆土，是一种幸运。因为儿子张扬的情绪时刻鼓舞着他。他儿子的话，也通过他的口，常常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爸，一个人的一生只在城市，没什么意思。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我们总得为他人做点什么。”

“爸，我在这里挺好，训练虽然辛苦，但与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里的人都很淳朴，大家不像城市里人那样钩心斗角。”

“爸，我们第一次巡逻，便遇上了大风雪。我们团结一心，终于完成了任务。”

每天，儿子张扬给张副院长发信息。这些信息，有的当天能到，有的得几天能到。如果得几天才到，张副院长便知道儿子不在营区，而在高原上或山地里。

每天，这些信息从张副院长传到我的耳里时，让我时常想起自己的过去。张副院长在为儿子骄傲的同时，我也看出来他隐隐约约的担心。

“你们遇上过暴风雪吗？”他问我。

我说：“遇上过呀。那是极正常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那你们怎么度过的？”

“大家一个拉一个。最严重的那次，爬上高坡时，有个战士从雪山上摔了下来，而暴风雪把我们阻在路上，等连队的后援赶来时，已是三天之后，那个伤员已被冻死了……”

我说这些时，可以看出张副院长脸色都变了。我于是后悔自己说多了。

四

偶尔，张副院长也主动与我谈起儿子的事情。在开会来去的路上，或者是在外出开会的车上。

他说：“嗨，孩子分到边防，有的人认为是他学习不行。其实不是，他在学员队总是前三名。”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当年主动申请去边防建功立业的，那可是要戴大红花，有的学校甚至给予三等功表彰的呀。”

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军校实行学分考核制，就是将每个人的成绩与日常表现相结合，进行大排名。等到毕业分配时，将所有单位往墙上一公示，让大家按照排名来选。那些成绩好的，自然会有优先权，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地方。而成绩差的，自然就只有选别人剩下的，甚至没得选择。这样一来，那些主动要求去边防的，还被边防连队以为是学习成绩或者表现不好才来的。毕竟，一般人都会选择大中城市呀。”

我说：“原来如此。我们当年选择去边疆的，那是要上光荣榜的。学校会敲锣打鼓的欢送。”

张副院长说：“所以说嘛，儿子选择去了边疆，人们还以为是他成绩不行。我也不好解释。”停了一会儿，他还告诉我，儿子第一次与他交流想去边疆建功立业时，他的内心非常矛盾，非常复杂。

“说实话，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在身边，在大城市？但我觉得吧，年轻人有理想有什么不好呢？就怕他没有想法！我也是从基层部队一步步干上来的，如果阻止他，或者出手帮一下他，也不是没有那个条件，但我觉得不能那样做！身为军人，四海为家，到了哪里，哪里便是家！这是当年我们一代军人的基本教育。所以，最后我还是遵从了他的选择。只是你嫂子，听说他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哭得一塌糊涂！”

张副院长讲起这件事时，情绪有点小激动。他平时比较严谨，话不多，办事有原则，工作有方法，让人时不时的肃然起敬。但只要提到孩子的事，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有时，话题便也聊到了我家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家族和亲戚中有二十多人先后都在军营里服役过。这让张副院长感到很诧异。我说解放前我们家族去参军的，都没有活着回来。而解放后，我是村庄里第一个入伍的，但是我舅舅家及其他亲戚家，先后入伍的有两个排了。他们先后到了祖国的各地当兵，最后基本上都退役了。只有我大舅干到了正团级，而小舅牺牲在边疆。

张副院长说：“你们那里有当兵的传统啊？这太令人尊敬了。”

我告诉他，直到现在，我有一个外甥还在武警学校上学，因为上大学时是我鼓励他考的军校，最后他成为军校同年级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另一个外甥在空军服役。而我的亲侄子，在上大学第二年，也在我的劝导下，跑到部队当了兵。可惜，他当了两年兵后，由于没考上军校只好复员了。

当然，我也与张副院长谈起我的儿子，说本来我也想让他到部队里锻炼一下，因为他在我们家族中生活的条件最好。遗憾的是，由于他从小患有哮喘，一跑步就会喘不过气来，从小都是医院开的免体，所以只好与军营军装擦肩而过……

张副院长说：“是呀，我们这几代军人还有军营情节，但不知到了下几代，他们还有没有这个光荣传统，难说呀。”

我说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周围的同事以往都是几代人在军队里，但现在接续几代服役的，变得越来越少了。

张副院长说：“这是个情怀问题。”

我看了看他，他开始抽烟，对着车窗外不再言语。由于他兵龄比我长，调职又比我早，虽然我俩同级，但我对他始终怀着新兵对老兵的尊敬。这是军营规律。

有一次，在安全检查碰头会上，他问我：“你们那时怎么解决吃喝拉撒问题的？”

我说：“三十年前与现在肯定大不一样。我们那时吃都是连里自我解决，那时甘肃兵多，大多吃面食。只有周五晚上才吃一顿米饭，我们南方兵极不习惯。但慢慢的就习惯了，军营可以把一个老百姓训练成一名合格的战士，也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胃与习惯。至于喝，不都烧开水吗？送水车每周给每个连队送一次水，不允许浪费的，就是洗脸洗脚水，也要用来浇树。但很遗憾，我在边防干了快四年，我们连年年种树，但没有种活过一棵树。”

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说：“真的呀。”

接着，我便给他讲了一个在阿里边防一线服役的战士，有五年没下山，由于要复员，被我们团的车拉到三十里营房时，第一次看到绿色，看到树，他跳下车，抱着一棵树大哭的故事。

张副院长很感动，他用纸巾擦了擦眼角。

我便知趣地打住了。

他还刨根问底：“那拉撒怎么解决？”

我说：“最早是戈壁滩，随便挖一个旱厕，架几根棍子。小便好说，很快就解决，但天气特别冷时，撒下一半就冻成冰棍。最麻烦的是大便，夏天蹲下，新兵来不懂的，屁股上全被蚊子亲吻，回来要痒上一天，屁股都抓烂了。更难受的是冬天，蹲下去一会儿，不仅屁股冻得像砖块，简直冻麻了，冷得没法提衣服。”

他问：“现在呢？”

我说：“现在好多了，现在新式营房投入使用，吃穿住简直与我们那时是天壤之别了。”

他问：“你是从报上和电视上看的，还是自己有亲身体验？”

我说：“那必须是亲身的呀。二〇〇八年，为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充分展现边海防发生的重大变化，我接受上级任务，曾一个人走边防，围着祖国的边防与海防线转了一圈，感触太深了。”

他说：“哦，还有这事？”

我说：“当然呀。边海防除了气候没变，感觉与我们那时相比，一切都变了。”

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在我记忆里，那是他少有的笑容。平时说话做事，大家都觉得他有些死板，仿佛一直是冷峻型的。而不像我，年龄到了一大把，还整天与年轻人及下属们嘻嘻哈哈。一个关系很好的老领导有次说我不成熟，我说，只要同事们喜欢就行，人生很短，不喜欢太成熟，活着没趣。老领导用目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我感觉眼睛里仿佛有根刺扎般的疼痛。

五

过了不久，张副院长的脸色不太好看了，整天板着。那时他负责审计整改，难题一大堆，我以为是这事闹的。此前，单位先是被上级深入巡视一遍，发现历史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这个由我负责整改推进。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指出问题就连夜与机关业务部门一起商议整改办法。有些人怕麻烦，时间一长就疲软，个别的弄烦了逼急了甚至向我叫板。我也不惯着，对着干，毫不退让。仅仅半年多，单位有二十多项历史遗留问题全部顺利打结，该处理的处理，该追缴款项的追缴，受到了领导及上级的表扬。

但紧接着，上面派驻的审计组也跟着进来了，一个十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在单位审计了整整半个月，严得不能再严，走时移交的问题达五十多个。虽然我们都是军改后到新单位任职的，问题都是些老问题，但整改有时间限制。

这项任务，便落到了分管行政的张副院长头上，由他牵头，我配合。他较真认真，几乎要求天天提供进展。我看到，每天下面的人来向他汇报问题时，他的眉头就像多加了一道枷锁，不仅问得很细，而且刨根问底。我俩吃饭在饭堂见面时，他还不时小声骂：“他妈的，过去他们胆子都这么大！”

我和他从机关下来，对新单位过去的一些问题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想到基层还会有个别人的胆子这么大。特别是过去的某些领导，单位几百万上千万的开支，决策也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谁强势谁说了算。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连常委会也不开，即使开了也是走走过场，所以很多问题一暴露，就有些触目惊心。每天，机关各个部门会将审计的内容通报张副院长，张副院长知道的越多，骂娘的次数也越多。不过，他从不在主官那里骂，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又没有旁人时，他才骂。

他说：“这个王八蛋，枪毙一百次也够了。”

我说：“别生气，我们只负责整改，不能让别人的错误来处罚自己。”

他说：“我是心疼国家的财产损失啊。”

张副院长曾做过财务工作，对数字相当敏感。一般单位的账目上谁要想玩什么猫腻，都瞒不过他。他嫉恶如仇，话不多，但处处说到点子上，因此，谁想在他面前搞小动作，那是自找苦吃。他会毫不留情，不分场合让人下不来台。正因为这个，大家觉得他朋友少。别人下班了，都是这约那约，这局那局，他清爽干净，下班回家，做饭陪老婆，散步聊天，知足。

我对他心存敬意。但面对他骂人时，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说想开些。他蔑视地看了我一眼说：“损失的不是自己家的东西，当然不心疼啊。”

我噎住了，好像有口水卡在喉咙里，吐吐不出，咽咽不下。我想，你说话不客气也可以，但不能这样直接吧。我突然想起来了，机关都私下称张副院长为“钢铁直男”，原来是有原因的。

我于是在心里又笑了。

那些天，我与张副院长天天在一起研究问题如何整改。说白了，就是与人作斗争。

有人说，世上最难做的事有两种：一是把你的思想根植到别人脑中；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我与他现在做的，就是第二种，想要他们把已装进口袋里的钱退回来，的确是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总有人心存侥幸，爱财如命。

我在会上对他们讲：“能够退钱的，就别被处分；能够被处分的，就别进去。只要进去了，你才知道自由多么可贵。”

但有人就是不听。

张副院长说：“主席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怎么也没有感受到快乐的存在？”

我说：“我也一样。可能是因为我们与主席这胸怀相比，太小太窄了。”

他说：“有的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说：“何止于此？有人说刀架在脖子上都不害怕，其实有的人甚至是刀架在脖子上出了血也不害怕。”

终于，在个别人谈了无数次话后，军纪委的车突然有一天出现在单位，现场带走了一个，有人开始害怕了。个别人给我打电话，问情况。我当然不会说。他问怎么办？我说：“现在还问这个？赶紧退钱呗。现在还心存侥幸？找死呀！”

不几日，我让纪检干事一查，廉政账户上多出了一大笔钱。

张副院长说：“这下退钱的应该能睡着觉了。”

我说：“应该让他们去守一守边防，或者下边防代个职，就知道基层的不容易了。过去我们说，躺在边防就是作贡献。有些人当了一辈子兵，其实不知道什么是作贡献。”

这无意的几句，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说：“你说说，边防的苦，苦在哪里？”

我当时还没意识到张副院长问这话的目的。就回答说：“现在边防的苦，与我们那时相比，不在于吃穿了，现在吃穿住都比我们好。但高原的气候是改变不了的，缺氧不能改变，巡逻步行不能改变，孤单寂寞不能改变……”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是这个情况。我儿子好久不发信息了。刚去的那一阵，他说看到身边战士们的嘴唇是裂的，手是裂的，脸上都像是风干的树皮，年纪轻轻的都显老。特别是提到连长指导员排长找不到对象都很普遍，即使找到的，有的却生不了孩子……唉，边防军人苦呀。”

我一听知道他想说什么了，连忙打岔说：“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到不知哪里呀，现在有制氧机，有蔬菜大棚，有热水器，有卫星电视，甚至生了病，都有专门的直升机运送，天壤之别呀。我们那时，只有听天由命，感冒了得了肺水肿主要看熬不熬得住……”

他点了一支烟，慢慢将头转向窗外。我看到，他眼里分明噙着泪珠，不想让它掉下来。

我便知趣地住嘴，找个理由迅速走了。

六

有人说，今天的纪检干部吃香。我想，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今纪检干部的苦。有多少人为了办案，有家不能回，两地分居的越来越多。而且，查办起来，不仅时间长，而且难度大。他们如此，我们也一样。就像我们进行的问题整改，同样是件非常难办的事。纪委嘛，不外乎是监督、执纪和问责，也就是查案、处理、要钱、追责，都是些得罪人的事。

我不怕，张副院长也不怕。我不怕的原因，是在十八大之前，我还没有走上真正的领导岗位，没有接触与享受到权力的好处，十八大后好不容易调了个正职实职，反腐正风开始，而且一直在路上。张副院长呢，虽然比我提拔得早，但他这个人，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不与人拉拉扯扯，做什么事有原则讲规矩，没人敢向他开口。连他的同学也说张副院长不像同学，从来不爱帮人忙。所谓不帮忙，以我的理解，认为就是不违规。如果不违规的事，还需要找人帮忙吗？

在工作中，我与张副院长也曾就此交流过。

我说：“如果十八大前我们拥有那样的权力，会不会也是一群没有思想的鱼，在市场的水里乱扑腾，最后导致缺氧或者醉氧而死？”

张副院长说：“每个人做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与准则，我看依我俩的性格，你是知识分子，我是没有朋友的一类，应该不会。”

我说：“也许。”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到十八大后，一些认识与熟悉的人，出了问题。有的人，还是我们眼里公认的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听说他们进去了，真的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通过这些事，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的思想上了个弦，绝不犯此类错误！张副院长说：“有今天已经不容易了，该知足了。不犯那些错误，还可以保住已有奋斗成果；如果犯了那些错误，连现在有的也保不住。有些人，就是不会算这个账。”

于是，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的教育，把这种危险传导给有问题正在整改或需要整改的人。有的人听了，悬崖勒马；有的装听，会掉进沟；有的不听，自食其果。

张副院长说：“按主官说的办，不惯着，不护犊。”

那时，我们几乎天天都要与一些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有一天，一个上访多年要求调职的干部又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来闹。刚好我正与张副院长一起研究如何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听完她那狂躁而夸张的叙述，张副院长忍不住问她：“你守过边防吗？”

她说没。

“你参加过抗洪、抗非、抗震吗？”

她说没。

“你参加过海外救援或军事行动吗？”

她还说没。

“你在业务方面有过重大贡献吗？”

“没有。”

张副院长说：“你什么都没有，那有什么理由要求调职？”

她说她优秀。

张副院长说：“优秀都是一级一级评出来的，不是你自己讲的。你有什么理由说优秀？整个单位就你一个不是党员，作为当了三十多年兵的军人，你优秀表现在哪里？”

她噎住了。顿了一下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张副院长说：“我这样说话还是客气的。你几年到岗不干活，还想评优秀？”

她的手举起来，颤抖着说：“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就不优秀？我个人认为自己优秀，不优秀，是因为大家嫉妒我。”

张副院长说：“你说你优秀，你连个党员都不是。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是党指挥枪的。你连党都入不了，还谈什么优秀？”

她说：“那么多党员犯错误，能说他们优秀？”

张副院长说：“起码，他们曾经优秀过，所以入了党。”

她站起来，非常气愤地说：“你以这个来判断我不优秀？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讲话！我看你这个领导不合格！”

我插话说：“合不合格，不是你说了算。但以我了解到的情况，你是严重的不合格。”

她愣住了：“我上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敢以这种口气与我讲话！你们记住了，我要去告你们！”

我说：“你可以去告我们，不过建议你要按照组织程序，一级一级的比较好，不要越级告就行。”

她又愣了一下，脸涨红了：“你们这像什么领导？哪有这样说话的？”

张副院长弹了弹烟灰，也站了起来说：“你像个什么军人！哪有你这样的军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怕你告，哄着你，迁就你。正是我因为觉得自己还像个军人，所以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你，你不仅调不了职，还应该接受组织处理！”

她憋着了，吐了一口痰在我面前：“你记住了，我的上访名单中，将出现你俩的名字。”

我说：“你的这个名单中出现的名字越多，越说明正气充盈，欢迎欢迎！只有不敢与你斗的人，才会被你当作同盟。”

她气愤地把一叠材料扔在张副院长的桌上，扬长而去。

单位主官知道了此事，劝我们俩说：“你们要注意工作方式，这样容易把她与单位之间的事，变成她与你们个人之间的事。”

我说：“这样的人，你不与她较真，她会觉得组织软弱，觉得所有的人都怕她。”

张副院长点着了烟，说：“唉，几十年的培养，转身就变脸了。要是在边关，会有这样的事吗？”

我说：“如果真的在边防和基层，我想这样的事基本上不会发生。我们那时在边防，哪有心思计较这些，只想好好活着。干部关心战士的冷暖，战士关心干部的生活。”

“活着？和平年代，还能死不成？”

“那说不定，有可能一场雪崩，有可能一场感冒，有可能一场泥石流……都有可能没命。”

他听了面色又凝重起来。

我这时才想起他儿子的事，连忙打住说：“不过今天变啦，今天的生活条件，已是今非昔比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他笑了说：“你这是安慰我嘛。”

我说：“这也是事实啊。”

他说：“上访多年的，多数是小事久拖不决而弄成了大事，为啥？就是中间有人不担责、怕担责，只要保证自己在位时不出事就行。这是常态啊，我们必须纠正。但你也不必用药过猛，导致矛盾激化出现新的问题。”

我说：“在其位谋其政，只要出自公心，少徇私情，不拿公家的，啥也不怕。”

他说：“我们还是小心为是。虽然我也主张勿以善小而不为，但有时不得不防小人。这个问题上，我有教训。”

我不以为然。但果然在不久后，上级纪委找我，了解那名长期上访干部的情况。因为在她最新上访的材料中，出现了我和张副院长的名字。

上级纪委给我打电话的，是一位曾经的同事，我们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根本不相信我会像那名干部所说的“口气大、架子大，态度不好，推诿塞责，不为基层做主”云云。

我于是把这名干部几年来的表现简单地汇报了一下。

我说：“我都习惯了。这几年折腾的，都是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把今天的生态还当成十八大前的环境，以为一哭二闹三上吊，四告状五上访六自杀，就会什么好处都有了。我在这里，就不会惯他们这个毛病。”

他说：“适当的方式方法还是需要的。”

我说：“有时我们必须猛药去疴，棒治重症，否则这势头刹不住。”

他说：“埋藏了多年的地雷，不一定非要现在引爆，要不十几年来不早就解决了吗？别人不一定比我们傻。有些问题，还得靠时间来解决。”

我知道他话中有话。说实话，我从事纪检工作以来，最不喜欢的就是与人绕圈子，觉得有话直说比较好。如果大家都这样，明确告诉那名干部调职是不可能的，那她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闹了。正是因为某些领导要么避，要么躲，要么蒙，要么甚至于骗，才导致积怨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多。

于是我说：“既然地雷迟早是要爆的，早爆总比晚爆好。”

他听了，却什么也没说。我们慢慢地放下了电话。

有天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张副院长，便把这事对他讲了。

张副院长说：“老弟啊，你不知道呀，以前没有爆，单位看着平安无事，所以一些领导都升了呀。还有你想过没有？给你打电话的，目前也面临着提升。如果四处爆雷，也会对分管这项工作的他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我瞬间醍醐灌顶。

七

有一阵，报纸上报道了西部边防的事。那边边境产生了摩擦。

作为军人，我们本能地关注。但由于考虑到张副院长的儿子在那儿，我们都避免在他面前谈起这个话题。

张副院长那段时间绷着脸，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紧张。只要擦肩而过，他身上浓重的烟味扑面而来。

果然，有一天他没有绷住，来到我办公室问：“你在新疆还有熟人吗？”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放心，不是调动的事。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想也不想。我是想知道，儿子最近怎么样？在哪里？”

我说：“你可以打军线电话啊。”

他说：“你不知道？好久都没有联系了。联系不上，都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我说：“那是正常现象啊。比如部队演习、驻训，或者配合兄弟部队的任务，一出去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是正常的。”

他严肃地说：“老弟，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

看到他欲言又止，我说：“你是想问什么呀？”

他犹豫了半天，关上门，对我说：“我问这个事，本来不应该，但你嫂子天天在家哭得让人心烦。作为军人，这个事其实也的确不该问。”

我说：“你别吞吞吐吐的呀，有话就直说呗。”

他好像鼓足了勇气似的说：“有人说，那边的冲突，死了人。你嫂子，害怕儿子……毕竟，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联系了。”

我怔住了。是啊，当时单位不少人在私下里议论，听说边境冲突中有伤亡，但具体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张副院长问这些也是正常的。毕竟，那里有他的儿子啊。

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打听一下？”

他没说话，只是掐灭了烟头。然后说：“我们都不能违规。算了吧。”

我明白了。

于是，我给那边的战友打电话。战友曾在那边给一位大领导当过秘书，现在又在一个关键的岗位上任职，弄清个消息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电话通了。战友说：“这事呀，你也是老兵了，能问吗？”

我在电话这边脸红了。

战友在电话中东拉西扯聊了点别的，我没心思听他的，便找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那些天，我和张副院长在一起开会或吃饭时，彼此都不怎么说话。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可能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有一天，我甚至听到了张副院长房间有一个女声在失声痛哭。

我悄悄问公务员：“谁在张副院长的办公室里？”

公务员说：“是嫂子。来哭过好几次了。特别是张副院长值班的那一周，嫂子几乎天天跑到他的办公室里哭。”

我沉默了。

我很想再次拨通新疆战友的电话。但每次拿起电话，拔了几个号，又放下了。

作为军人，有些规矩是不能破的。

没想，半个月后，那边的战友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任务结束了，正准备总结。报纸会公布结果，总部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我跟你讲了吧，你说的那个叫张扬的孩子，活得好好的。只可惜，我们有些战友已经……”

他没再往下说，但我知道他要说的意思。我已然怔在电话这头，然后放下电话。

我来到张副院长的办公室，告诉他：“你告诉嫂子，张扬好好的。表现很好，放心吧。”

张副院长的眉头，瞬间开了花。

我没有告诉他别的消息。因为那些消息，不久报纸上就见到了，四名年轻的战友，已永远牺牲在了西部边防……

我们在常委学习那些年轻孩子的事迹时，听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话语时，我看到，坐在对面的张副院长，已泪流满面。

其他的常委，突然沉默。

……

军旅作家李骏（图片来自于网络）

红安籍军旅作家李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利用业余时间，发表作品近500万字，出版了二十多本著作，其中有四本书都是写家乡红安的。分别是长篇小说《黄安红安》《喧嚣的墓地》，中短篇小说集《红安往事》和散文集《云上故乡》。这是他写故乡红安的“四部曲”。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故乡深沉的致敬与热爱，是对故乡的回馈与报答。作者离开家乡三十余年，走遍大江南北，雪域高原，戈壁荒漠，后来进入城市工作，始终不忘自己的根在哪里，总是想为红安多做一些，多宣传一些。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游子之爱，从未改变。

（来源：最红安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