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红

“李陵之降”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伟大的史学家史马迁被施以宫刑，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而痛苦不堪，就是受到这件事的累及。

事情的原委是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再次派大军出征匈奴，发起对匈奴的第十四次进攻。骑都尉李陵及部众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被指派替主帅李广利率领的主力大军分兵，牵制匈奴军力，协助大军正面作战。结果，在同时出征的几路人马中，恰恰是人数最少、装备最弱的李陵军遭遇到了匈奴主力。李陵率领的五千步兵与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十余万骑兵激战了八昼夜，杀死的敌军人数数倍于己，但终因实力悬殊、矢尽道穷、毫无救援、叛徒出卖等原因而兵败。走投无路之际，李陵选择了投降。

李陵投降匈奴后，朝野一片哗然。汉武帝怒不可遏，群臣亦纷纷落井下石，责骂李陵，唯一一个站出来替李陵说话的司马迁被打入大牢。后来，汉武帝又误信李陵在匈奴那边正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的传闻，一气之下，夷其三族。同时，把替李陵说话了的司马迁也处以“宫刑”。

李陵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他的悲惨结局，至今看来仍令人触心伤怀。围绕李陵事件而创作的小说、戏剧、影视、绘画等艺术作品很多，大多都对他寄予了深切地同情和怜惜。那么，李陵之降的罪究竟多大，以致有如此惨痛的后果？人们又因何多同情和怜惜他？今且略作分析。

李陵之罪

首先，必须言明的是，投降行为任何时候都不可取。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气节”。所谓“士可杀，不可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意思都在强调气节之于人的神圣而不可屈服。为坚守“气节”，古往今来，发生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李陵同时代的苏武就是极好的例子。

当年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却不巧受到匈奴上层内乱的牵连而被扣留。这一扣就是十九年。十九年间，为了达到让他投诚的目的，匈奴方想尽了各种办法。许以高官厚禄，苏武嗤之以鼻；以利剑相逼，苏武岿然不动。利诱威逼不成，匈奴就想办法折磨他。在严寒的雪天，把他关入露天的大地窖，既不给他提供食品，也不给他水喝，想以此消磨他的斗志。哪知苏武啮雪吞旃，即使濒临死亡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屈服。单于恼怒又钦敬之余，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去牧羊，并扬言公羊生崽方可释放他回国。在荒无人烟的贝加尔湖边，苏武与羊为伴，靠掘野鼠、收草实为食，生存环境恶劣到极限。他每天拿着代表汉使的旄节放羊，起居也不曾放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棒上面的装饰都掉光了，但坚守气节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过。李陵投降匈奴后，受单于的指派，也去劝降过苏武，跟他说：“汉廷你回不去了！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受苦受罪，你对汉朝的信义又有谁看得见呢？……你的哥哥弟弟都自杀了，母亲已经死了，你的妻子听说也改嫁了，孩子们也不知是死是活？人生如朝露，何必像这样长久地折磨自己呢？……况且，陛下年龄大了，法令无常，大臣们没有犯罪而全家被杀的就有十几家，安危不可预料。你还打算为谁守节呢？你就听我的劝罢，什么都别说了！”李陵好说歹说，苏武就是不为所动。他表示自己愿意为朝廷牺牲一切以效忠，即使受到斧钺和汤镬这样的极刑也心甘情愿。再后来，李陵劝说苏武的时候，苏武干脆说，“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单于一定要逼迫我投降，那么，就让我直接死在你面前！”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苏武被扣匈奴的十九年间，当初派他出使匈奴的汉武帝也死了，扣留他的且鞮单于也死了，他本人九死一生，亦由壮年变成须发尽白的老翁。然而，苏武捍卫国家尊严，坚守民族气节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他像一座灯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照古鉴今。

在我国历史上，像苏武这样正气凛然、宁死不屈的人不还不乏其例。不食“嗟来之食”而饿死的齐人；慨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威海卫之战中，拒绝日军劝降而服毒自尽以谢国的丁汝昌；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等等。他们的凛然正气浩荡在天地之间，成为我们民族的精魂，光耀千古。

反过来，再看李陵，也就不难理解李陵投降之后，汉武帝的震怒和群臣激骂了。李陵在几次劝说苏武未果的情况下，也曾自惭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另一个背汉投降匈奴的人）之罪上通于天。”

抛开“气节”不说，投降行为本身也危害极大。

汉武帝早年曾精心策划过一场对匈奴的诱敌歼灭战——“马邑之围”。“马邑之围”计划通过一个叫聂壹的商人以出塞经商之名，游说匈奴单于派大兵攻打马邑。然后，汉朝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埋伏三十万大军，准备等单于的军队一出现，就从四面齐发，合击单于。整个计划部署周密，方案完备。一旦成功，必可重创，甚至歼灭匈奴主力，极大地解除匈奴对汉朝边境的威胁。匈奴单于果然中计了，亲率浩浩荡荡十万大军向马邑进发。可就在匈奴单于距马邑百余里的地方，雁门郡的尉史投降了匈奴，将汉军的诱歼计划和盘供出，导致匈奴军还未到达包围圈就折返了。“马邑之围”的完美计划功亏一匮，汉朝的三十万大军也无功而返。此后，长达七十年的汉匈和亲结束，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也促使汉武帝开启了对匈奴连年征战的模式。

再说李陵。李陵之所以兵败，也是被叛徒出卖所致。当时，匈奴的十余万骑兵在与李陵的五千步兵的对决中，久攻不下，始终没占到上风，死伤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汉军人数。眼见汉军人少斗志旺，连日苦战，居然士气不减，匈奴单于觉得他们一定是有伏兵接应，方敢如此玩命，于是，打算撤走。可就在这紧要关头，汉军中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为内部矛盾转而投降了匈奴，向匈奴供出“李陵无后援，且箭矢已尽”的重大军情。正是因为掌握到这个情报，匈奴单于才改变主意，下定决心剿灭李陵军。试想，如果不是管敢的投降出卖，匈奴单于就撤走了，李陵的结局必是另一番景象。

古往今来，叛徒层出不穷，因为叛徒搅局、坏事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国不少志士先驱因为叛徒的出卖而死于非命，革命事业也因为叛徒的出现而横生出许多麻烦。所以，叛徒，一直是正义事业的一大隐患。轻则扰乱秩序，重则威胁安全。并且，相较而言，叛徒的身份地位越高，能耐越大，影响就越坏，危害就越重。所以，像李陵这种出身将门又能力出众的将领，投降之罪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对李陵投降的定罪与处置，与当政者汉武帝的主观行事有很大的关系。

汉武帝被称为“雄才大略”的一代君主，其铁腕手段、雷霆气魄和辉煌功业不可否认。但另一方面，他的唯我独尊、残暴多疑和冷酷无情也很受诟病。

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因笃信巫术，忌讳诅咒被宠臣江充利用。江充因为与太子有隙，担心皇帝晏驾后自己性命难保，就利用武帝命他治巫蛊一事的机会，设局陷害太子。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上面写有诅咒皇上的话，欲借武帝之手办太子死罪。太子情急之下，起兵造反，把江充给杀了。武帝不明就里，让宰相带兵讨伐太子。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太子兵败，皇后卫子夫和太子都被迫自杀，两个皇孙也被杀死。所以，对胆敢违逆自己的人，哪怕是骨肉至亲，武帝也决不手软。

在武帝一朝的十三位丞相当中，有四个自杀，三个被杀，其中公孙贺丞相还被灭族。武帝的三个皇后中，陈阿娇半生幽闭冷宫，抑郁而终；卫子夫在巫蛊之祸中被逼自杀，卫氏一族多受牵连被害；另一位皇后李夫人是死后追封的，汉武帝对她恩宠可见一斑，可多年以后，李家也没逃过被族灭的命运。丞相、皇后尚且如此，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了，被灭族，甚至被夷灭三族的大有人在。

如此看来，李陵被治重罪就不足为奇了。

李陵之赎

投降行为固然不可取，但并不意味着投降了的人就没有任何可原谅的余地。值不值得原谅，还得看投降者的主观意图和造成的后果。

李陵是在什么情况下兵败投降的呢？

当时，汉武帝对那次出兵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邪山。对骑都尉李陵及部众，汉武帝最初的安排是想让他给李广利大军押送辎重，但李陵不甘于只做些后方工作，主动要求率军独进，替主力大军分散匈奴兵力，直捣单于王庭。武帝被李陵的气概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同时，汉武帝表示自己没有多余的骑兵可派给李陵了。因为之前，骑兵都分派出去了，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给派了三万骑兵，因杅将军公孙敖，强弩都尉路博德也各自分派了一些骑兵，手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骑兵可派了。这就意味着，李陵要带着五千步卒，徒步跋涉近一千里，行军三十余天，穿越连绵戈壁群山和一系列荒漠地带，孤军深入到了匈奴腹地。

李陵是在浚稽山遭遇到匈奴主力的。起初，包围李陵军的匈奴骑兵还只有三万人，但李陵军楞是把数倍于己方，又占据主场优势、以逸待劳的匈奴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匈奴单于在惊恐之余，又召来其余的全部八万骑兵，倾一国之兵力对李陵实施围攻。即便这样，匈奴军也没占到便宜。李陵军杀死的匈奴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己方。战斗进行得惨烈而悲壮。李陵军在转战千里，多日连续作战，矢尽路绝，救兵不至，死伤成堆的情况下，仍在奋勇杀敌。此情此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描述：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

如果强弩都尉路博德能如命前来接应李陵，如果不是那个叫管敢的军侯临阵投敌泄露军情，李陵是完全可能突围成功的。

李陵兵败后，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自杀。他念叨着“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是旁边的军吏把他劝住了。军吏拿出浞野侯赵破奴的例子开导他，跟他说，当年浞野侯不也是被匈奴俘获了吗？但后来还是找机会逃回去了呀！陛下对他仍然是以礼相待的！何况，将军您威震匈奴，陛下不会让您死的。您何不忍这一时之气，以后再找机会逃回去呢？估计正是军吏的这番话对李陵起了作用。因为浞野侯全军覆没被匈奴生擒后，在匈奴待了十年又逃回汉朝就在上一年。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李陵有理由憧憬这一幕。李陵投降的这一动机，在多处亦可以得到证实。

苏武被匈奴扣留期间，李陵受谴去劝降他的时候，很诚恳地坦露过自己的心迹，他说：“假如汉廷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曹沫曾作为鲁国的大将率军与齐国作战，可三战皆败，鲁国国君鲁庄公因为害怕，只得割地求和。鲁国与齐国约好了在柯这个地方签约，可就在两国国君都已经开始在祭祀的天坛上盟誓的时候，曹沫突然之间持匕首劫持了齐恒公，逼迫齐恒公退还侵占的土地。齐恒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就这样，曹沫三次战败割出去的土地又在顷刻之间全都拿回来了。毫无疑问，李陵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当初是有效仿曹沫的打算的。他的这层意思，在《答苏武书》一文中，表达得更清楚。文中说：“我之所以不死，是因为想有所作为。要向皇上报恩啊！徒然死去不如树立名节，身死名灭不如报答恩德。前代范蠡不因会稽山投降之耻而殉国，曹沫不因三战三败之辱而自杀，终于，范蠡为越王勾践报了仇，曹沫为鲁国雪了耻。我一点赤诚心意，就是暗自景仰他们的作为。”虽然说，有人认为《答苏武书》一文是伪作，是他人假借李陵的口吻写的，但即使这样，所作之人也一定是把自己置于李陵的位置，感同身受来写的，一样可信。还有，史家司马迁也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

再说，对李陵兵败投降的事，汉武帝生气归生气，但过了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后，汉武帝悔悟到李陵兵败是没有救援所致，于是，派使者慰问赏赐李陵的残部。一年后，武帝还特意安排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李陵。这表明，在武帝的眼里，李陵兵败投降是情有可原的。

问题就出在这个受命接李陵回汉的公孙敖身上。公孙敖并没有见到李陵，无功而返，不好交差，就以道听途说之辞敷衍此事，跟武帝说：“听俘虏讲，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所以我们接不到他。”就是他不负责任的这番话促使武帝痛下决心，灭了李陵三族。

被灭三族后，李陵内心的沉痛和锥心是勿庸废言的，这也是导致他彻底断绝回汉念想的直接原因。

李陵滞留匈奴不归惹有非议，但如果设身处地地从李陵的角度来想，则不难理解。年高的老母、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还有那么多族亲，就这样被无辜地杀害了。家破亲亡、主弃僚忌，该是多么地寒心彻骨！他能了无其事吗？能愿意回汉吗？换着谁，恐怕都不大可能吧！更何况，他那难封的祖父李广的自杀，他那遭到故意射杀的叔父李敢，都受到了大汉不公对待！爱国是该爱国，但当一个人真正有李陵那般惨遇的时候，只一味地拿爱国跟他说事，是不合常理人情的！被称为圣人的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冤杀后，逃到吴国，后率吴国军队攻破楚国，对已死入墓的楚平王都要掘墓鞭尸！当然，伍子胥为泄私愤祸国殃民的行为并不值得称道，但却说明，在家人受到无妄之害的时候，心里的那道坎，换谁也迈不过去！圣人也不例外。李陵比伍子胥更悲催，但他并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做那么绝的事。

在匈奴的日子，李陵的内心其实是异常凄切、苦闷的。在给苏武的信中，他说自己“艰难困境，一人独坐，愁闷苦恼。整天看不见别的，只见到些异族之人。戴不惯皮袖套，住不惯毡幕，吃不惯腥羶的肉，喝不惯乳浆。眼看四周，有谁能一起谈笑欢乐呢？胡地结着厚厚的坚冰，边塞上的土被冻得裂开，只听见悲惨凄凉的风声。深秋九月，塞外草木凋零，夜晚不能入睡，侧耳倾听，胡笳声此起彼伏，牧马悲哀地嘶叫，乐曲声和嘶鸣声相混，在边塞的四面响起。清晨坐起来听着这些声音，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水。唉，子卿，我难道是铁石心肠，能不悲伤？”他还说，“我出身于讲究礼义的国家，却进入对礼义茫然无知的社会。背弃了国君和双亲的恩德，终身居住在蛮夷的区域，真是伤心极了！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自己怎能不感到悲痛。……异国的快乐，只能令人悲伤，增加忧愁罢了。”言辞悲切，字字血泪。按说，像他那种心历剜刳之人，对所处的生活环境应该不会太介意了的。然而，在李陵的字里行间，分明处处含藏着委屈和煎熬。为什么？只能说明，困居匈奴，他实非本愿！  从本质上讲，李陵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他为人有仁爱之心，谦让下士，与士兵们同甘共，素来口碑很好。司马迁评价他：“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司马迁与李陵素无私交，且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称世。他在汉武帝为李陵兵败投降之事正在气头上的时候触鳞执言，为李陵说话，完全是出于一个良史尊重事实的客观公道。

李陵投降匈奴后，与他来往最多的汉人是苏武。李陵在劝降苏武未果的时候，被苏武的坚贞不屈深深触动，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泪流满面。他不好意思亲自送礼物给苏武，就让自己的妻子给苏武捎去不少生活所需。李陵为什么要流泪？他又为什么不好意思见苏武？恰恰说明他本性的中正。选择背叛后心安理得、忘却来路的人，大有人在。很显然，李陵不是这样的人。苏武得释回国时，李陵设宴为他饯行。席间，李陵向苏武表示祝贺，说“今天你还归，在匈奴中扬名，在汉皇族中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超过你！”然后起舞悲歌，泪下数行。苏武回汉后，又反过来劝李陵归汉。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您的美名流传于四方，真是值得庆幸啊！我流落在远方异国，这是前人所感悲痛的。遥望南方，怀念故人，怎能不满含深情？……我辜负了国家之恩，被世人所悲怜。您回国后享受荣誉，我留此地蒙受羞辱。”言辞之间，充满着对苏武的欣羡和对自己的伤怀。何也？心存故国，无法释怀。

在汉朝与匈奴的交战史上，汉军投降匈奴的人和匈奴投降汉朝的人都屡见不鲜。仅武帝一朝，除了李陵外，还有大将军李广利、塞外都尉李绪、军侯管敢、卫律以及众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虾兵小将。其中，李广利还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兄弟，一度受到武帝恩宠无限。李陵投降匈奴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李陵是奋战到最后一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动投降的。塞外都尉李绪投降匈奴后，为匈奴出了很多力，还为匈奴训练士兵；卫律更是成了匈奴的谋主，多次对抗汉朝军队。但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长期住在偏远的外庭，并未见给匈奴出过什么力，自始至终没做过危害汉朝的事。

李陵曾带领匈奴军与汉军交过一战，交战地点也在浚稽山。当时，汉军那边，率军的是御史大夫商丘成。御史大夫一职，其主业并不是带兵打仗，也没见载过商丘成有什么军事才能。且商丘成从担任御史大夫到带兵打仗，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熟悉军事和军士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带兵千里奔袭到他完全陌生的浚稽山。反观李陵，将门出生，自小精骑射，曾带五千步卒战匈奴十余万骑兵十余日，打得匈奴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其军事才能没得说。且李陵上次来浚稽山征匈奴的时候，曾将这一带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向朝廷禀报过。所以，对这一块的地形地貌，无疑，他比商丘成要熟悉得多。但结果是，李陵带的三万以逸待劳的匈奴精锐骑兵，竟然被仓惶逃入浚稽山的三万疲兵穷卒打败，杀伤甚众。此时，坐拥天时、地利的一代名将李陵竟然溃败，让人颇觉不可思议。唯一行得通的解释恐怕就是，李陵并没用心去打这一仗。是不是他有意给汉军放水了呢？我不得而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李陵有功于汉而无为于匈奴都是事实。对于大汉，李陵自问功大罪小，何负于汉？史家司马迁认为“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帝王的视角，明主贤君的认知，值得信实。在没有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后武帝时代，李陵的表现犹如一道光，虽然瞬息而过，却依然惊鸿灼目。也正是这道光的映衬，显见了同类的平庸和黯淡，洞照出人性中隐蔽的阴暗和丑陋，成为朝臣们略功扬过，避是缠非，“黑”李陵的重要原因。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李陵事件总不时被拿出来回放。当置身事外的人们，以一种冷静平和的心态来审视李陵的罪与赎的时候，虽说仍难免有人不屑，但报以宽容和宥恕的声音还是占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