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纪念昭明太子萧统已经一千五百多年

如今，一座宏伟的昭明台矗立古城中央

依然在昭示着襄阳与他的千年之缘。

但事实上，昭明台历史上曾屡易其名，以至一楼七名，颇为罕见，

绘图如下：

一楼七名，事实上表明襄阳对这座楼的定位是有纠结有争议的，

纵观楼名的变化过程

始于文选楼，终于昭明台

将之系于昭明太子萧统是主流

所以王万芳直接称之为“萧楼”

从清末民国的昭明会也可以看出

襄阳文人对昭明太子是十分崇敬的

但是，昭明台的变迁史上也充满了争议和纠结

为什么纪念昭明太子？

与中国历史上众多名人一样

往往一人的纪念地是多处的

昭明太子以文学成就名世

人们对他的纪念也往往围绕“读书”和“文选”进行

称昭明太子读书处或文选楼，全国多达三十多处

其中比较著名的除襄阳外，还有安徽贵池、江苏扬州、镇江和南京等处。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昭明太子是众多太子中的一个，其特出之处就在于他编选了《文选》这样一部诗文总集

它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初期的重要文学作品，为我国文学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反映了各种文体的发展路径

自隋代起，萧该作《文选音义》，唐代曹宪、李善等研究《文选》，形成“选学”。它是后世读书人学习辞章的重要书籍，杜甫有诗“呼婢取酒壶，续尔颂《文选》”，杜家课子读书，《文选》不可或缺，“《文选》烂，秀才半”信言不诬；

同时由于《文选》在体例编排、选文定篇上的权威性，使之对后世的总集编选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对昭明太子的尊崇，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文学情结。

襄阳为什么纪念昭明太子？

当然是因为昭明太子及其母丁贵嫔与襄阳的深厚渊源。

《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记：“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丁贵嫔传》则记：“高祖八男：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太宗简文皇帝，庐陵威王续。”

昭明太子母亲丁令光（封丁贵嫔），祖父在襄阳担任属官，丁令光就出生于樊城，据传出生时紫气满室，神光四射，所以取名为“光”。

萧衍齐建武四年（497）任雍州刺史，驻镇樊城，一次登城而望中，看见汉江边一个女子正在漂絮，头顶上却幻化出龙形的五彩祥光，于是，14岁的丁令光被萧衍纳为侧室，齐中兴元年（501）生下长子昭明太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凭出生地，襄阳就取得了纪念昭明太子的地位法统。所以，襄阳从很早就有了纪念昭明太子的建筑。

唐以前，人们一般称之为“文选楼”。唐李益《送襄阳李尚书》说襄阳此地“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李颀《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谒韦太守》也有类似的表达“元凯春秋传，昭明文选堂”。

都表明，至少唐以前襄阳就建起了文选楼，

后因篆书大家李冰题字“山南东道”一度改名“山南东道楼”，

宋淳熙年间又改回文选楼。

但到了明清，文选楼之名，却一再受到质疑。所以明代“昭明楼”、“昭明文选楼”的名称一再出现，强调“昭明”；

顺治年间都御史赵兆麟重建时，认为元明以来所称的“镇南”“钟鼓”都是“凭臆失古人迹”，于是承明代定名为“昭明台”；

雍正年间守道鲁之裕进一步阐明：“昭明自天监以后，未尝一至襄阳也，文选楼之名殊为附会。”

其质疑，并非质疑昭明太子与襄阳之渊源，而是指出《文选》与襄阳毫无关系。

《文选》的编纂地在何处？

清代人的质疑有没有道理？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襄阳作为昭明太子的出生地是确凿无误的，

但是，其一生之重要事业——《文选》却并不是在襄阳所编纂。

那么，《文选》到底在哪里编纂呢？清代时，扬州文选楼颇为知名，清代经学大家阮元重建文选楼使其声名更著。

唐代杨夔《扬州文选楼序宋代王观《扬州赋》以及嘉靖《维扬志》皆说此楼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地方所在。

而清代梁章钜认为，扬州文选楼“乃隋曹宪以文选楼开之，唐李善等以注选继之，非昭明太子读书处也”，不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楼，而是后代注释《文选》的楼。

阮元本人撰写的《文选楼记》也认为文选楼是曹李遗迹，因此将其定位为隋文选楼。

其他，镇江则坚持认为其南郊的“增华阁”是《文选》编纂之所，认为太子居东宫时，将三万多册图书搬到建康郊外进行编纂，但并不为历代学者采信。

历代文史工作者大多还是倾向认为《文选》在建康的东宫编纂完成。

梁天监元年（502）萧统被立为太子，就已经迁居后世被称为“六朝金粉”的建康（今南京），文选编撰事业当在此完成。

因为，只有在当时文化中心的建康，才具备足够多的图书、足够多的文学之士，便于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班底来支持这个文学史上的空前事业；

而且，昭明太子自入主东宫后，并没有长时期离开京都的经历。

与之纠结的襄阳高斋

明清以来，辨析《文选》的编纂不在襄阳的有之，

坚持《文选》的编纂就在襄阳的，同样大有人在，

这是因为，略晚于萧统之编《文选》，襄阳也有一件与之相类的文学盛事，即晋安王的高斋学士。

《南史·庾肩吾传》：“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

南朝时期，襄阳为军事重镇，往往以王子、重臣来镇，

昭明太子的同母弟萧纲就曾于普通四年（524）任雍州刺史镇襄阳（时为晋安王），后继任太子并在萧梁乱世中继位为简文帝。

萧氏家族重视文学，无独有偶，萧纲也在襄阳进行了这样一件文学作品的编纂工作，其影响仅次于《文选》。

高斋故址，据宋陈棋《文选楼记》，在“谯门直西古城上”。

由于两件事情时代、性质都有相似之处，所以高斋学士与《文选》的编纂一直混淆，前述《文选楼记》就说：“昭明尝聚才士刘孝威、庾肩吾辈几十人著《文选》，号‘高斋学士’。”

清代赵兆麟《昭明台记》承袭其错误，也这样认定：“梁昭明统，学问太子也。集名士刘庾辈十人订《文选》一书，立斋于台，曰‘高斋’。”

这也是清代重建时，不称楼而称“台”的原因，因为，以“高斋”字面看，斋而高，应在台上。

“襄阳好，第一是萧楼。

唐道南东横地出，汉江西北接天流，城郭画中收。”

由于昭明台与昭明太子的密切关系，王万芳将之直接称之为“萧楼”，他的《襄阳好》十首也将昭明台列为襄阳第一。

作者站在昭明台上，襄阳依山带水，城池映照，风景如画，尽收眼底。

民国时的昭明台，主门楣上悬挂着“文章六代，烟月四时”的楹联，即为王万芳所撰，很好地诠释了昭明台的文化内涵。

从清末民初的昭明会也可以看出，襄阳文人对昭明太子是十分崇敬的。

在深厚的文学传统下，昭明台的地位当然足以统率全城，

所以，昭明台被王万芳列为襄阳十大景观第一并不奇怪。

如今，昭明台仍矗立于古城中央，

依然在昭示着襄阳与昭明太子的千年之缘。

来源：襄阳古城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