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亮光明

“籍”取力量

增强历史文化自信

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武昌实践

使武昌古城不断因变而强

创造新的业绩和辉煌！

舍名而就时者日昌，舍时而就名者日亡。

——牛僧孺《辨名政论》

唐中叶，鄂州（今武昌）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设立了武昌军编制，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825年），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武昌军节度使（地方军事长官），治理六州。他以砖代土修缮武昌城墙，并以孙权建立的夏口城为基址，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扩展，使鄂州城的规模空前扩大，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牛僧孺怀揣“便国利人，则君之道也”的思想，在鄂6年，勤政恤民，颇有政声。

首先是治城。彼时，烧砖和筑城技术还不够发达，城墙建材以经过夯打的黄土为主，江夏县城墙就是扩建鄂州城垣时呈夯土结构的土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墙体仍会大面积脱落，尤其是遇水极易滑坡坍塌。唐代采矿技术有限，所以烧砖的燃料主要是柴木、杂木，但人力物力耗费巨大，所以一般非皇室很难享用，遑论国力不济的唐朝中后期。

当时江夏城的土性不粘，难砌城墙，政府每年加筑，都征收青茅草袋盛土加层，但土城本就脆弱，这些材质显然更难加固。地方官吏借此牟利，侵吞修城资财年复一年，给百姓带来“岁一修城，役工诛茅”的双重劳役。牛僧孺到任后，计算草袋、修筑费用，每年十余万贯，便改征土砖，用以抵偿应征的草袋、修筑费。砖城历时五年分期建成，城墙全部筑得如同井壁，侵吞征收资财的事从此根除。

其次是治民。“而况于一方之人，阴愁惨怛而未之恤乎。”牛僧孺关心体恤民间疾苦，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深远。他在鄂期间减轻民赋，还为民请命。当时他所管辖的黄州录事参军张绍（今新洲区监察官），纵容侍妾虐待妻子卢氏，被卢氏一张诉状告上法庭。牛僧孺严肃处理，痛斥其“渎三纲之经”，公事公办，直接将张绍流放远地，为卢氏讨回公道，以儆效尤。牛僧孺后来任山南东道（今襄阳）节度使，发现假军籍泛滥导致税赋烂账，于是据地造籍，为贫民减免赋税合计四千万。明朝戴璟修评价牛僧孺“因心敷政，宽和以济，民皆属之”。

再次是治吏。牛僧孺认为当朝的官员迁转多出于私相授受，因而需要按照典章来公开选拔升迁官员，提升透明度和说服力。他曾上奏要求地方节度使不得从相关朝廷机构里面选择官员作为自己的僚属。他希望通过官位的正常授予，来保证朝廷的正常秩序。

到任鄂州后，牛僧孺发现属郡沔州与鄂隔江相望，虚报官吏人数，因此奏请废沔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首次形成两岸合一的行政建制，从而大刀阔斧地淘汰冗吏、管理官员。

最后是治法。牛僧孺维护法制，强调令行禁止。任御史中丞时，他专管弹劾之事，大量平反冤案，并为朝廷各相关机构办理案件限定时间，提高效率。宿州刺史李直臣犯贪赃罪判死刑，贿赂有权势的宦官为他申辩，连唐穆宗也惜才，想将他远调边疆，宽大处理。

牛僧孺坚持执法不改，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并以前臣类比，直言安禄山有大才尚且祸乱天下，李直臣只是小才，凭何要枉法屈就？唐穆宗赞扬他严守法纪，当面赏赐他金符紫服。牛僧孺当时担任的御史中丞仅为正五品，被御赐三品以上官员才能配享的紫色官服、金鱼袋，可见唐穆宗对他治法执法之严的认可和欣赏。

守之不廉，则聚敛攻之；守之不俭，则奢侈攻之。

——牛僧孺《守在四夷论》

唐朝中后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各派政治集团你方唱罢、我方登台。25岁的寒门子弟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朝堂。在唐宪宗的特试中，他针砭时弊，成绩上等，此后清廉为官42年。

牛僧孺坚持以德救弊，反对奢靡之风，提倡俭以养德。据《旧唐书》记载，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任中书令时，曾以重礼大肆贿赂朝廷官员。败露后，发现韩氏的贿赂名单也涉及牛僧孺，只不过注释却是：“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唐穆宗大受感动，所以在后来选拔宰相时，首先认可对牛僧孺的提名。白居易与其交好，也曾评价牛僧孺“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杜牧与他是芝兰之交，在牛僧孺逝世后，更为其题墓志铭，盛赞牛公“忠厚仁恕，庄重敬慎”。可见积财莫如积才，牛僧孺政治生命的长期存续，也与其清廉的作风息息相关。

牛僧孺宦海生涯起伏跌宕，任地方官时勤政恤民，位极人臣时忧思天下。他晚年曾三次辞官，唐文宗赠金银古器挽留：“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