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4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布了第六九五七号令，指示省内各级高等法院将当阳县各区逃逸名单传达到所属部门，命其按照名单对相关人员进行缉拿并就地正法。邻省江西的一纸“通缉”，见证了一场在鄂西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影响深远的武装斗争——瓦仓起义。

鄂西秋收暴动的第一枪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湖北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中、鄂西、鄂北、京汉路、鄂东、武汉七个暴动区域。各暴动区域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具体领导所辖各县的党务和起义工作。9月初，鄂西特委成立，同时还组建了领导秋收暴动的指挥机关鄂西革命委员会，曹壮父任鄂西秋收暴动总司令，李超然任鄂西秋收暴动总指挥。经分析鄂西各县形势，特委决定在当阳县首先发动武装起义。

 根据鄂西特委指示，当阳县委选定瓦仓区作为暴动的突破口。瓦仓区是当阳、远安、荆门、南漳四县边界地带的山区，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薄弱，革命力量居全县之首。当时瓦仓区委下辖有7个党支部，10个农民协会，农协会员1万余人，并拥有一支农民自卫团的武装。起义爆发前，瓦仓农民自卫团发展到2000多人，有步枪40余支，来复枪14支，鸟枪700余支，罐子炮14门，大刀和梭镖400余把。在瓦仓区周边还有观音区人民自卫团800余人，远安南乡农民自卫团500余人。

 当阳县委成立当阳瓦仓起义指挥部作为暴动的领导机关。指挥部下设起义行动小组。李超然任总指挥，汪效禹任副总指挥兼行动小组组长，王怀之任总交通兼总后勤。江西省发布的“通缉令”中更是“痛斥”中共当阳县委“援国民党作护符发展组织，继复以教育局为巢窟，肆行破坏，假二五减租之口号宣传共产，鼓惑农民。借党化教育之名义厉行赤化，更以瓦仓为大本营组织佃武军”。因王怀之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当阳县教育局局长，县委地下机关设在教育局。教育局实际上成为瓦仓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另外，由于当阳的国民党组织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帮助筹建的，李超然是国民党当阳县党部常务委员，在县党部任职人员也以中共党员为主，他们对外均以国民党党员为公开身份。

瓦仓起义绘画

1927年9月14日夜，起义以攻打瓦仓团防局为标志，打响了鄂西秋收暴动的第一枪。一夜之间，全区共拘捕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80多人，并将其中罪大恶极的30多人处以死刑。中共当阳县委在瓦仓区成立鄂西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瓦仓工农革命政府。继瓦仓暴动后，观音区、九子山、远安南乡积极响应起义。不到10天的时间里，在荆当远南边界开辟了以瓦仓区为中心的鄂西第一块红色区域。在这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万多农民翻身做了主人。10月初，瓦仓工农革命政府改称瓦仓苏维埃政府。

 瓦仓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鄂西，在工农群众中树立起一面旗帜。受其影响，鄂西地区发生连锁反应，荆门县的靳家湖、烟墩集和钟祥县的石牌等地相继爆发了起义。

白色恐怖下的不屈斗争

 按照鄂西特委原定计划，瓦仓起义后要相机夺取当阳县城，向江陵、公安发展，进而夺取荆州、沙市。由于起义和全县重新高涨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不惜巨资从荆门、南漳、远安三县请进团防队伍，向瓦仓农民自卫团疯狂进攻。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突围中，农民自卫团团长汪效禹、指导员洪勋等壮烈牺牲。11月，副团长傅丹湘、一营营长汪文化、二营营长黄冠柏等在远安南乡集合了100多名从瓦仓区突围出来的自卫团战士，改组为工农革命军鄂西挺进大队，重返瓦仓继续斗争。

 1928年1月，就在鄂西特委和当阳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关于全省暴动总计划》，继续筹备当阳“年关暴动”时，敌三十军魏益三部由荆门进占当阳淯溪。三十军一到淯溪，在大革命高潮中投机革命、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幻龙公开投入反革命的怀抱，他和土豪劣绅一道携带重金求见三十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郝梦麟，控告“李超然为瓦仓暴乱的主事人，当阳共产党的首领”，请求连夜出兵当阳城关，致使以国民党当阳县党部负责人身份作掩护的李超然被捕。郝梦麟及其军法处长杨璠多次审讯，李超然都借敌人法庭公开宣传马克思学说和共产主义，劝降也被李超然严词拒绝。2月15日，鄂西秋收暴动总指挥、当阳县委书记李超然被敌人杀害于长坂坡。

李超然画像

李超然等人遇害后，敌人迅速成立了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善后委员会”。后由善后委员会起草，反动县政府报国民党省政府发布了对王怀之等108名当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通缉令。鉴于“余孽王怀之等凶焰仍炽，或匿居城乡，或潜迹邻封，其重要党徒相率东下，啸聚武汉及南京南昌，各地消息暗通，互为声援，密谋活动，冀图卷土重来”，而“宁赣两省俱为轮轨交通人迹稠密之地”，尤易藏纳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名单还被湖北省政府、武汉卫戍司令部、湖北全省清乡督办署转呈江西省政府，请求“一律通缉以免分途煽乱、沟通外匪，影响大局”。

 随着通缉令的发布，敌正规部队和民团兵分四路全力“清剿”瓦仓苏区。1928年5月17日，鄂西挺进大队退守的涂家寨被攻破，队伍全部被冲散，瓦仓根据地至此丧失。与此同时，以反动县长卢邦燮为委员长的“清乡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加强白色恐怖统治。团鄂西特委书记鲍泽英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说：“到处白色恐怖都厉害，同志及工农牺牲的，当阳六百人，石首二百人，公安三百人，监利三百人，江陵六十人，松滋五十人，其余各县都有牺牲。”大恶霸曹静佛1950年也供认：“一九二七二八两年中，我们于瓦仓一带杀死的农民和农协会的人实在不少，大约有一千人以上。”

生生不息的革命之火

 面对敌人的“通缉”和“清剿”，轰轰烈烈的当阳瓦仓起义，历时八个多月，最终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为保存革命力量，不少党员被组织调离、转移。如县委委员刘秀松（脚东区）、党员李良材（慈化区）先后调往鄂西特委机关负责联络工作；双莲区委书记詹楚南（双莲区）、委员慎家骆先后调任宜都县委书记；县委委员罗庆光（观音区）后参加宜都县委工作，参与领导了安福寺一带的革命斗争；担任鄂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李炼青（通缉名单上为“桂练青”，应为印刷错误)(慈化区）参与领导了江陵龙湾秋收起义；曾任瓦仓区委书记的傅恒之辗转战斗在枝江、宜昌，成为宜昌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王怀之（河溶区）几经辗转，在冯玉祥办的政训学院学习后到达西宁，利用教师身份向学生们传播革命思想。

 隐蔽在本地的共产党员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也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县委委员傅子和（观音区）与原瓦仓自卫团二营营长黄冠柏等人先后转移到荆门、当阳、江陵、枝江四县交界处，他们以瓦仓突围出来的数十条人枪为基础先后组建了工农革命军荆当游击第一大队、第三大队。并创建了当阳河溶苏区、荆当边界苏区。1932年荆当边界的武装合编为荆当独立团（后又改称荆当远独立团），不少原瓦仓农民自卫团、观音人民自卫团的隐蔽人员闻讯归队，独立团扩大到1000余人。1932年10月，荆当独立团与卢冬生带领的红三军独立师一部在当阳庙前、观音寺交界地带会合，后编入红三军独立师序列，成为红三军后期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瓦仓起义革命烈士陵园

瓦仓起义的革命战士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依旧勇毅前行，奋力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汇聚起革命的滚滚洪流。如今，动荡年代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再回看这份“通缉令”，更像是革命者的光荣榜，他们的名字在流淌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来源丨《档案记忆》2024年第4期